聂荣臻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者和拓荒者。他自青年时期,便立下了以科学技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1956年起,聂荣臻分管科技工作,从此将他的后半生贡献给了我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在主管尖端武器科研工作期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总结出“科学工作十四条”成功经验,充分调动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五年的时间就研制成功了导弹、原子弹,为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和航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分管我国科技工作的过程中,他逐步摸索出一系列领导科学技术事业的宝贵经验,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处理好自力更生和吸收借鉴的关系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新中国建设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聂荣臻分管科技工作时,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试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苏联方面尽管为我国提供了大量技术援助,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逐渐扩展到国家利益范围。为确保我国科技事业能够顺利发展,聂荣臻坚定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他明白,如果把立足点放在外国援助上,必然造成研制系统的依附性,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同时,经过7年的发展,我国的科技水平虽比不上世界先进水平,但也有一定的基础。1956年,我国共有独立的研究机构410个;通过教育改革和院系调整,初步改造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体系,培养出大批新生力量;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600余人发展到19603人,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我国可以在空气动力、推进器、弹体方面设计像美国“诚实约翰”(美国1954年研制的战术地对地导弹)一类的火箭。这也给了聂荣臻坚持自力更生的底气。　　

　　1956年10月15日,聂荣臻在给周恩来、彭德怀的关于加强我国研制导弹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周恩来当天便将这份报告转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并批示:“拟予原则同意”。这一方针成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乃至我国科技事业的指导方针。　　

　　在分管我国科技工作过程中,聂荣臻多措并举,积极培育国内的科技队伍。一是将分散在教育系统、产业部门的优秀科学家集中到科技战线。二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毕业的研究生或大学生中选调1000多名工作能力较强、能独立完成课题的人补充到科研系统中,安排高级研究人员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加以培养。三是在高校中开设科研急需的专业和属于空白的新兴学科,在有条件的研究院所举办业务大学、夜大学等,加速培养科技人才。通过多种方式,到1962年我国科研人员已经发展到9.4万多人,其中有研究员、副研究员2800多人,助理研究员7700多人,实习研究员5万多人,形成了老中青结合、门类齐全的一支庞大队伍,初步满足了当时我国科研工作的需要。在培养人才队伍的同时,聂荣臻还对现有的研究机构进行整合,形成以中国科学院为火车头,高等院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参加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为我国科研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支撑。　　

　　在培育国内力量的同时,聂荣臻还不失时机充分利用外国资源。一方面,他充分重视我国派出的大量留学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鼓励他们认真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和经验,并坚持让学成归来的科研人员学以致用。在国外深造的爱国科学家也是聂荣臻极力争取的对象。他们心系祖国,更愿意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聂荣臻特地出席外交部召开的大使工作会议,请各驻外使馆千方百计争取爱国科学家回国,以适应国内建设和科研工作的需要。经过不懈努力,一批赴海外留学的高级知识分子,毅然放弃国外的优渥条件,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他们在推动尖端科技攻关、填补科技领域空白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聂荣臻还将目光投向外国专家,邀请他们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提供智力支持。截至1958年底,全国经济、文教各部门聘请了11527名外国专家来华工作。　　

　　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重点领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科学技术领域还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补,但是我国的人力、物力还处于比较匮乏的阶段。只有平衡好科技发展的重点项目以及各方面需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领域,才能比较充分地发挥科学技术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促进作用。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随后,在周恩来的部署下,我国开始着手编制《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聂荣臻也参与其中。周恩来曾对这份规划提出要求:“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为实现这一目标,聂荣臻在讨论中坚持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从国家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进行科技发展规划。当时,还有人提出按学科进行规划的方针。聂荣臻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办法会出现两大缺点:一是大多数科学家还不系统了解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规划,不能使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也可能得到一批单项的科研成果,但综合起来却解决不了经济和国防建设中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二是中国科学现状很不平衡,重要的缺门和薄弱环节很多,如果有什么科学家、有什么机构就规划什么学科,结果许多缺门和薄弱环节就不可能得到填补和加强。经过长期论证,十二年科技规划根据国防和国民生产生活需要,确定了57项重要科研任务和616个课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先发展的12个重点。其中包括原子能和平利用、喷气技术等等,既包括了国防尖端技术,也涵盖了农业、水利等国民经济领域急需解决的问题。1962年底,聂荣臻组织人员对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结果显示,有50个重要科研任务基本达到原定目标。聂荣臻评价: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大体上达到了世界上先进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水平。在我国科技和经济实力低下的情况下,这是很不容易的。　　

　　在当时的科技规划中,发展以导弹、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技术是一个重点领域。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原子时代”“喷气时代”。为了对抗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威胁、核讹诈,我国也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核力量。1955年,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同年7月,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具体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钱学森提出的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由聂荣臻任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作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从此,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聂荣臻为“两弹”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呵护这棵幼苗茁壮成长。　　

　　当时国家的人力、财力较为困难,技术力量也比较薄弱,如何才能顺利研制出“两弹”?聂荣臻经过深入调研后,提出将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组建国防科技“主力兵团”的设想。在中央的统一规划下,导弹研究院、核武器研究机构、导弹试验基地等相继成立。这些科研院所汇集了如钱学森、钱三强、屠守锷、任新民等著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正是由于集中力量,形成拳头,我国在尖端技术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下能较快地摸清情况、开展工作,推动尖端技术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援助,再加上我国正经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两弹”研制陷入最严重的困境。科技战线出现了“两弹”应该“下马”的声音。1961年7月,国防工委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这次会议事关“两弹”的命运,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十分关注。与会人员对“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展开激烈争论。主张“下马”的同志认为,尖端技术太花钱了,在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苏联停止援助的情况下,困难太多。他们主张,今后战争主要依靠的还是常规武器,应该只搞常规武器,“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聂荣臻力主“两弹”要继续“上马”。他多次找人座谈,陈述“两弹”必须坚持攻关的理由。他指出:尖端武器的研制不能停,这方面不争取尽快解决是很危险的,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他在8月4日的会议上作了系统发言,指出:“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是经党中央批准的正确的方针,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动摇。“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研制,应该两条腿走路,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现在上不去的关键是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是尖端技术停下来,常规武器也上不去。解决的办法是要列入国家计划,大家都来攻关,否则就事倍功半。聂荣臻在会议期间做了大量说服工作,终于使大多数人同意他的意见。会后,他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系统陈述了“两弹”攻关的条件、困难和拟采取的措施。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很快便表示同意。“两弹”能够继续研制,聂荣臻功不可没。　　

　　“两弹”继续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深刻吸取了之前战线过长的教训,提出“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任务排队”,并组织人员对研究项目进行调整。他曾形象地比喻: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谁也过不去。　　

　　在组织领导“两弹”攻关的实践中,聂荣臻还探索出了一套符合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现代化管理体制,即“两条指挥线”。一条是总设计师领导下的技术指挥线,承担具体的型号研制工作。另一条是由各级行政领导组成的行政指挥线,负责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型号研制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实际工作中,两条指挥线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技术指挥线在进行决策时,需统筹考虑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避免将技术决策建立在不现实的基础上。行政指挥系统则需要千方百计为型号研制工作提供人员、物资、协作等方面保障,确保工作按照既定的程序和目标进行。这套管理体制在“两弹”攻关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钱学森事后回忆道: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这两个系统、两组指挥员都向部门的领导负责,在部门领导的领导下亲密协作编好一个型号、一个产品。这就是我国通过国防尖端技术,导弹核武器和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逐步形成的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的现代化组织管理体制。这个体制的形成,每一步都是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完成的。　　

　　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藏身于戈壁荒滩、深山峡谷,艰苦创业,依靠自身力量不断攻克技术难关,使我国的导弹、原子弹逐渐从图纸变为了现实。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同样在这一年,我国顺利发射了中近程导弹。随后几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相继研发成功,使我国在尖端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前列。原子弹、导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技术的突破也带动了我国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等领域的发展。邓小平曾感慨:“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这一切,与聂荣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大力推动国防尖端技术发展息息相关。　　

　　关心科研人员队伍建设　　

　　科技工作固然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完善的实验器材,但更关键的是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聂荣臻高度重视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党内认真贯彻和切实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典范,被誉为“科技工作者的知心领导人”。　　

　　聂荣臻始终认为,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是与共产主义事业不相容的”。他在长期的工作中正确估计知识分子队伍的总体情况,总结出了“两个相信”,即相信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外国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出来;相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当时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三分院技术副院长的梁守槃,由于亲人都在美国,家庭背景复杂,又在高度保密的工作岗位上工作,有的人认为这样很不合适。但聂荣臻认为,主要是看个人的具体表现,表现好的就可以用。随后,他在大会上公开表态:像这样的同志,我认为是可以用的。梁守槃感慨地说:“在这种总的精神之下,知识分子感到都非常振奋,愿意尽自己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而没有任何其他想法。”　　

　　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接踵而来的“反右倾”斗争,给科技领域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一批科技人员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被“拔白旗”,科研工作受到严重挫伤。聂荣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深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60年冬,他在科技战线组织了一次较大范围的调研。1961年春,为响应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聂荣臻带队在上海、北京分别组织专家座谈会,讨论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与会专家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调研中暴露出来的科技工作者承担不必要的行政任务、研究时间不足,部分单位有浮夸风等问题令聂荣臻忧心忡忡。同年4月,他组织韩光、刘西尧、张劲夫等人研究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的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工作十四条”),旨在系统、全面地排除影响科研工作的“左”的做法。“科学工作十四条”将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明确为“出成果、出人才”,并提出了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等具体内容。聂荣臻在制定过程中反复强调:这十四条意见最主要的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及红与专的关系;党如何领导科研工作这三条。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做到这两条,就应该认为已经达到了红的初步要求。对于旧社会来的不是很容易达到上述两条政治要求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只要他们有爱国心、愿意同我们合作,就应当很好地团结和使用他们,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他们。这份文件经中央批准后正式下发,它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对于减少科学技术工作中“左”的错误,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了重大作用。广大科研人员对贯彻“科学工作十四条”后的形势普遍感到满意,身心舒畅,更有活力地投身到科研攻关。　　

　　“科学工作十四条”虽然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1962年2月,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时,敏锐地察觉到知识分子的情绪大都集中在阶级属性问题上。比如有的人反映: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总是使我们感到低人一等,连子女也因此受歧视,从没有听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荣臻在会上发言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为让大家充分讨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聂荣臻决定将会议时间延长至25天。这场会议的情况也引起了周恩来和陈毅的注意。他们专程赶赴广州出席会议。周恩来在大会上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回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及党对知识分子历来的正确估计和认识,毅然从实质上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党对我国知识分子阶级状况所作的基本估计。陈毅更是在讲话中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广大知识分子听后为之振奋。　　

　　除了在政治上信任知识分子,聂荣臻自称为科技工作者的后勤部长,为他们创造安静、安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物资匮乏的时期,他竭尽全力为科研工作者提供较好的物资保障,通过制度规定确保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时间。钱学森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时,一些行政事务占用了他大量的精力,令他无法专注在科研工作上。聂荣臻得知后,指示:技术工作要让钱学森负责。而日常行政事务,他不擅长,就不应该去麻烦他。为此,1960年春天,聂荣臻在征得钱学森的同意后,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五院院长;钱学森任技术副院长;任命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为副院长,主管行政工作。钱学森平时没有配备车辆,开会总是不方便。聂荣臻注意到后便让总后勤部给钱学森配备车辆。总后勤部便将当时北京仅有的两辆天蓝色美国轿车分配给了钱学森。但此举却让聂荣臻十分生气。他认为目标过于明显,不利于钱学森的安全,因此及时安排更换了一辆黑色轿车。曾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的范济生说:“老帅对这些老专家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一点都不假。”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粮食、副食品奇缺。为了保障科研人员有足够的物资,聂荣臻决定以个人名义向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北京、沈阳等各大军区领导机关呼吁,为科研人员募集鱼、肉、大豆等副食品。即使同样面临物资匮乏,这些单位依然省吃俭用,慷慨相助,很快便提供了一批猪肉、鱼、大豆、海带等物资。这些物资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提供给科研人员。聂荣臻还特别交代,这些物资是专门提供给科技人员的,其他人都不能动用。这令广大科研人员万分感动,极大地激发了他们从事科研的积极性。　　

　　由于聂荣臻切实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心实意为科技工作者考虑,为他们遮风挡雨,广大科技工作者将聂荣臻引为知己,尊称为“聂帅”“聂老总”。后来担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光召深情回忆:“聂帅总的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实事求是、非常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工作者,在他手下工作,感觉到有极大的一种激励的力量,成为推动人们不断向前、向上的一种力量。我觉得这是他的人格、他的品德所带来的力量。”(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